史诗的“基石”

　　
　  如果说，当今世界上最磅礴、最恢弘且涉猎领域最广的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为人类矗立起了一座灿烂辉煌的艺术宫殿，那么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就是这座宫殿的“基石”，没有这些“基石”，辉煌的宫殿就会暗然失色，甚至化作废墟一片。

    以说唱形式流传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能够跨越干年时空，并且是一部规模空前卷帙浩繁的巨著。它不但对藏族的音乐、舞蹈、戏剧、绘画、木刻、雕塑等各艺术门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门类的学科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堪称藏族文化宝库中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迄今所发现的一部最长的史诗巨著。

    史诗的产生、流传、发展到完善，这一跨越千年时空的过程，虽然也受到宗教文人，演唱艺人们长期而艰辛的创作，说唱交流，承传的过程，但它主要还是依靠以藏族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这样的文学艺术形式流传的。由于史诗深深地根植于藏族人民的沃土之中，才能乘着藏族人民的巨大载体而流传千年，正如藏族人民的一句谚语：“每个岭国人的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只有英雄的人民，才能创作出史诗中那崇高的英雄形象。格萨尔形象的塑造是古代藏族人民优秀品质和伟大人格力量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史诗创作者们的人格理想，道德精神和审美追求的化身。

    《格萨尔王传》流传的地域为最广泛。不但遍布于我国整个藏区，而且还流传于蒙、土羌、普米、撒拉、纳西等民族地区，而且还流传到前苏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锡金等国家和地区。但英雄史诗的起源却在我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和石渠县境内。

    早在公元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印度佛教还没有传入藏区时，康区就已经广泛地流传着古老而原始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称为“卡白”。“卡白”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一种古老的神话、传说、寓言和传奇故事。它独立成章且故事短而干练，是以藏族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长白谐”，而深受广大藏族人民的喜爱和传唱。马克思说：人“是一个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而最原始的艺术活动，就是人需要宣泄激情、热情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位现代音乐批评家曾说：“运动产生了节奏、语言产生了旋律。歌是气化的语言，是语言的激发态。远古的先人们站在大地上，也许被人自然激荡，也许被人情激荡，他们的灵魂涌动起来，他们的心绪蒸腾上升，于是，说话者的腔调加重了，放大了，变形了。总之，倾诉获得了升华，说话变成了歌”。

    当原始的先民们在生活、劳动中、不能征服和解说很多大自然的现象时，就产生了最原始的艺术和神灵。所以整个人类的童年都是在虚幻的现实——神话的飘渺中度过的。先民们在恭维于神灵面前时，深深地呼唤着，痴情地歌唱着，倾诉着心灵深处的秘密，希望“神”能拯救苦艰的人生，借以回归到牧歌似的美好自然中，使之能升华到一种更美好的理想境界里。

    以最原始而占老的民族艺术活动和原始的信仰、崇拜、宗教和巫术这一角度来看，一开始就有了两个相关的领域开掘了人类创造性的智慧，这就是歌唱和神话，它们之间不但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实际上在最初的发生阶段，神话和歌唱是不可分的，即内容是神话的而形式是歌唱的。也可以说神话和歌唱，遍存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无论从古希腊、巴库斯到柏拉回的宗教发展过程，还是藏族宗教和《格萨尔王传》说唱史诗发展的过程，都能说明歌唱和神话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艺术的万能就在于它可以把一切心造的形影，激荡的情思，变成可闻、可视、可感的形象。

    十世纪，由于吐蕃社会各种矛盾的白热化而产生了内乱、引发了各种战争，使整个藏区变成了血与火、刀与剑、战马嘶鸣与横尸遍野、狼烟滚滚与鬼魔肆虐；各自称王，各霸一方，四分五裂，不相统属的大混战年代。另一个矛盾就是佛教与苯教的激烈斗争。这使广大的藏族人民遭受战乱的痛苦，生处苦难和抗争，希望与憧憬，以及保家守土，维护和平的强烈愿望之中，为追求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寄托，只能借助于虚幻的想象，借助于神话的力量和宗教的依托，希望有一位法力无边、能征善战、降魔降邪代表大众利益的英雄人物，解救命牛干苦海之中。在这样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和强大的民众基础之上，孕育在说唱艺术卡白中的神话人物和传奇人物格萨尔王，通过特定的演变，逐渐诞生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即以格萨尔王为代表的岭国英雄们。高尔基说：“一般讲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与自然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艺术概括中的反应”。因而形成了产生了早期的《格萨尔》。

    说唱艺术《格萨尔王》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民间说唱艺术和口头文学艺术发展的产物。千百年来经过千锤百炼、修改、充实，使其无论从歌词和音调上，均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形式。它的曲调腔体绮丽丰繁，多姿多彩、乡土味浓烈、五彩缤纷、十分丰富，通过藏族僧俗文人、艺人及广大民众相替地共同塑造和完善的，使《格萨尔王》的形象更加丰满高大、神奇，更加完美。这种民间说唱艺术的形式在广大的藏族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它直接间接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观点，真实地反映了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为藏族人民所熟悉、为人民所喜爱、它是藏族人民群众劳动、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从民间说唱艺术领域看，说唱音乐，是一种叙事性音乐，“说唱”二字，顾名思义，应兼有“说”与“唱” 的特点，因此其中既有文学成分，又有音乐因素。《格萨尔仲》广泛地综合和吸收了藏族民间音乐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它把朴实无华的“折孕尔”（说唱）、古朴悠扬的“羌谐”（酒歌）、高亢婉转的“那耶” 或“鲁”（山歌）、活泼诙谐的“则肉”（表演唱）等融为一体，集各种民间歌舞艺术表现形式为一炉。在我国民族音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在藏族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说唱艺术，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音乐形式，而一种生动的综合艺术。它的表演形式虽然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又有一定程度上的即兴性和随意性，民间艺人大多具有超凡而惊人的记忆，充沛的激情和高超的技艺，艺人们不但要声音嘹亮，还要顿挫迟急，装文伴武我自己，就像一台大戏。而“装文伴武我自己”正是说唱艺术的精髓所在。戏曲或舞蹈，均由多人分扮其角色。而说唱则是由演员自己出入各个角色之间：一会儿是说书人，一会儿又扮演其角色，此时是这个人物，忽然又成为另一人物，非常灵活而不受约束。他们的表演语言精美、故事生动、比喻形象、灵活多变，因此表演往往不受时间、空间和场地，以及“人称”上的限制。所以在藏族民众之中深受喜爱和欢迎。

    说唱《格萨尔王传》中的音乐藏族风格浓郁、唱腔非常丰富，不同类型的曲调有五、六十多种之多。但这些曲调又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旋律简洁，单纯而淳朴，叙述性极强，音调具有吟咏性的朗诵性质，调曲结合贴切而又自然，大多数为一字对一音，音域也不宽，常以八度回环往复为主，旋律的走向常以同音反复和级进式曲线进行。《格萨尔仲》中的说唱音乐大多数为五声音阶，也有部分七色音阶出现。调式基本为五声调式，即宫、商、角、徽、羽调式皆有，其中羽调式居多，也有在前后句间采用宫、羽调式交替转换的手法，构成前后呼应的大小调并置的关系，使其调式的对比更加鲜明而突出。

    《格萨尔王传》是通过说唱的形式演绎故事的，在“说”与“唱” 中交待故事情节，唱词、曲调的叙述性和吟诵性很强，故而说唱形式必然规定并限制其音乐节奏不能有繁复的变化。所以一字一音、一拍一音（或两音）的节奏成为说唱中音乐较为固定的节奏格式。当然也有一字配多音和一拍几个音的现象存在，也有附点、切分和前后十六分音节奏的出同，那只是根据文字音韵或内容表现及演唱的情绪需要而在音乐上所作的润饰手法而已。

    《格萨尔王传》说唱音乐中曲调的节奏都较为规则。最常见的有２／４拍，３／８拍等，曲调中也常出现多种拍子交替的现象，例如２／４拍与３／４拍，２／８拍，３／８拍和６／８拍相交替等。

    说唱音乐的曲式结构为典型的民歌结构，可分为一句式、上下句式、起承转合等几种类型。而一句式是一种处于原始雏形状态的民歌结构，也就是在最原始的“卡白” 的基础上微有发展的形式。这种结构在我国各民族古老、原始的民间音乐中是最常见的。

    在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音乐园地里，说唱音乐是一枝独特的奇花，它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各民族都有这一艺术品种。便如：东北二人转、山东琴书、苏州评弹、四川清音等多达三百余种，而藏族的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风格独特，绚丽多姿是说唱音乐中一束令人瞩目的奇葩。愿这束奇花能够乘着西部大开发的强劲东风而开得更加艳丽。愿人类文化城堡之中的这座音乐宫殿，在广大藏族人民牢固的“基石” 上能更加牢固，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