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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的工商与都会---工艺之冠万商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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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擅“天府”的巴蜀不仅农产丰饶，而且工艺和商业自古即有其奇特之处。“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市廛所会，万商之渊。”晋人左思在《蜀都赋》中的这几句话正写出了巴蜀工艺和商业都会两方面的特点。早在蚕丛时代即兴起了蜀中最早的市场：“民无定处，随蚕丛所在致市焉”（黄修复《茅亭客话》），表明蚕丛时代就已有了商品交换。秦汉以后，巴蜀正因其“异物崛诡”而使其手工业和工艺产品独具特色。如远销于大夏的蜀布、邛杖，流味于番禹的蒟酱、桄榔面，以及樟华布、黄润贝锦等等，均成为巴蜀的工艺名产。三星堆遗址的惊人发现，展示了古蜀国在3000年前就已存在着高度发达、奇诡怪异的青铜文明，显示了冶金技艺的高超。生活在巴蜀这块土地上，从祖先的足迹到今人的步伐，巴蜀以它不迁的韧性和勤劳智慧的传统，踏实地坚定地从事工艺、科技的发明与制作，创造了好些世界第一、中华第一的经济文化的历史记录，例如，它从古代起就是中国早期纺织业的中心、中国西部漆器的中心、大西南冶铸中心、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和井盐技术、世界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的故乡，……巴蜀以这些骄人的记录体现了自己恒久的魅力和迷人的风采，这是历代生活在巴蜀大地上的先民对世界和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作出的值得骄傲的奉献。

    目前已见到的巴蜀最早的青铜器是在三星堆出土的一批冶铸技术高超的大型青铜器群，以礼器为多，总重量有一吨左右。这批青铜器均生产于三千年前至四千年前。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有铜熔渣、泥蕊、坩锅以及伴出的大量的竹木灰烬，表明当时已有大型冶炼铸造青铜的工场。在铸造工艺上，三星堆青铜器与殷商青铜器有明显的区别，自成体系，独具一格。三星堆青铜器除含铜、锡外，还含磷，这是独有的。三星堆大型青铜器已采用铜焊工艺，这是已知全国最早的。巴蜀青铜器嵌错金银和镀锡的加工工艺，特别是黑色“虎斑纹”的氧化工艺，也显示出巴蜀独特的加工工艺。

    巴蜀早期青铜器有下列特点：

    1．有独特信仰和审美情趣。青铜制的方座大型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俑、纵目人面具、兽面具、大型青铜树、爬龙柱形器、虎形器、凤鸟、蛇形饰、鸟脚人像等等，都是独具特色，举世罕见，表现了蜀人某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提供了不少值得研究探索其秘的实物材料。

   2．兵器有巴蜀特殊的样式。蜀人以戈矛为主，剑钺次之。巴人以剑钺为主，而戈矛次之。青铜剑的双剑一鞘、蜀式剑和巴式剑均为巴蜀所独有。蜀人使用的铜钺是弧刃长身式，巴人使用的钺为圆刃折腰式，均与中原不同。

    3．兵器和錞于上有特殊的徽识文字。在战国早期的兵器上刻划的图象形较多，如手心（花蒂）纹、虎纹等，战国后期的兵器则刻划的单体怪异字增多。这两种徽识文字一般被称为“巴蜀图语”或者被叫做“巴蜀徽识”。

    4．与中原文化（包括泰陇文化）和楚文化交流密切。彭县竹瓦街窖藏发现的两件觯有铭文：一为“覃父癸”，一为“牧正父己”，是中原的晚殷时期两个家族之器，很可能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时所得，这也表明巴蜀地区同中原文化的联系很早。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邵之KKK鼎”，是楚国昭氏家族的食器，表明了蜀中同楚文化的交流关系。至于涪陵小田溪出土的成组编钟，则很明显系受中原编钟制式的影响。

    三星堆还出土黄金制品数十件，其金杖之长、金箔叶形和鱼形饰之薄，金面罩之轻软，这一切都说明巴蜀冶炼加工工艺的高超，在当时乃是位居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前列的。如果说，巴蜀是中国冶金术起源的若干个中心地之一，这是没有疑义的。

    战国时期，蜀国即已有铁斧、削等出土，但质量尚差。秦统一巴蜀后，中原的冶铁技术传入巴蜀，临邛（今邓州市）、武阳（今彭山县）、南安（今乐山）很快成为冶铁业中心。临邛“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华阳国志·蜀志》）程郑和卓王孙家族被秦逼迫迁蜀，就是“用铁冶富”，“铁山鼓铸”而成为“拟于人君”的富贵家族。

    近年蒲江县发现秦汉冶铁遗址达57处，发现的冶铁炉残高2米和大面积冶炼残渣。蒲江县敦厚乡大同村发现冶炼遗迹三处，这正是临邛古石山的所在。

    秦汉时巴蜀铁器还远销全国，乃至今越南和泰国地区。徐州汉墓曾出土刻有“蜀郡西工官王愔造”的铜剑，乃错金书铭文，说明钢质兵器和工具在当时已经使用。

    《诸葛亮集》曾载蜀汉工匠蒲元制神刀的故事。蒲元性多巧思，“熔金造器，特异常法，为诸葛铸刀三千口。”他铸刀指定用成都江水淬火，削铁如泥，“称绝当世”。洛阳还曾出土广汉郡生产的汉代书刀，上有错金铭文。“蜀刀”在汉代被人们作为馈赠佳品，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

    巴蜀是我国西部最早、最重要的养蚕、治丝和织锦的中心。早在春秋战国时，蜀中的丝织业已发展起来，丝织品也著称于世，不但销往两湖地区，而且沿南方丝绸之路销往印度。不少研究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印度著作中提到的丝国（Seres）就是指的蜀国。

    秦汉时蜀中栽桑养蚕织锦就已普遍化，被称为“桑梓接连”，“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特别是成都，锦江灌锦，鲜于他水。这里“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是当时全国，也是全世界织锦的主要产地，产品大量外销，连诸葛亮也是仰赖织锦来解决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的问题。成都还为工匠建立了锦官城，把作坊和工匠集中在一起管理。成都的别名“锦城”就是这样来的，“锦江”的雅称也是源于“濯锦江波”。成都画像砖上有脚踏织锦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自秦汉以来，蜀锦长期成为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

    唐宋时，蜀锦不但继续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同时，巴锦异军突起，迅猛发展起来，“绫锦雕缕之妙，殆侔于上国”。巴蜀织锦出现了“单丝碧罗笼裙”、“四川十样锦”、“蜀锦裙”、“蜀江锦”、“落花流水锦”等巧夺天工的各色花样，其中的“陵阳公样”锦的花纹设计是唐代蜀锦的典范。刘禹锡曾有名诗一首说：“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盛赞蜀锦之精美。宋代以后，巴蜀锦锻曾一度衰落，直到清代后期又复兴起来。

    蜀绣大约在汉代已经产生，《华阳国志》把蜀绣誉为蜀中之宝。到了宋代，蜀中“织文锦绣，穷工极巧”，在当时号为“冠天下”。清代以来，蜀绣同苏绣、湘绣和粤乡同为四大名绣。现在尚可见到的明代明玉珍墓出土的龙袍和画幅，秦良玉的葬袍和蟒凤衫，均为蜀绣精品。成都文殊院所藏发绣观音，以发丝代线，尤称一绝。古代的高超技艺流传至今，使得现代蜀绣技艺仍然十分精湛。如：“蜀宫行乐图”单面绣、双面绣的“芙蓉鲤鱼”，和“两面异形异针法”绣的“正面文君听琴，反面大熊猫”、“正面昭君出塞，反面薛涛制笺”等绣品，皆精美绝伦，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我国是全世界最早使用漆和漆器的国家，汉代巴蜀漆器的工艺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曾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皇山、贵州清远镇等地汉墓，以及朝鲜乐浪郡（今平壤）和蒙古诺音乌拉古墓中被发现，表明蜀中漆器当时已行销国内外。

    从考古发现看，有的漆器铭文为“蜀郡”或“广汉郡工官”，有的则烙印有“成市”、“成市草（造）”、“成市饱（重复漆之意）”等字样，这正与《汉书》的记载相一致。从贵州清远镇汉墓出土西汉广汉郡工官的漆器看，在工官管理下，已有细密的分工，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等不同工序的分工，说明手工作坊已经细密化。

    “釦器”和“错器”是西蜀漆器一大特色。用金银缘饰器物边口或用金银嵌饰漆器花纹，叫做“釦器”和“错器”，制作十分精致，反映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现在已见到的巴蜀玉器以大溪文化遗存为最早，成都平原上则以宝墩文化为最早。

    广汉月亮湾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曾经发现大批玉器。月亮湾有玉质的斧、牙璋、琮、瑗、石壁等，三星堆有石壁、玉质的斧、锛、凿、牙璋、戈、琮、玉壁、石牙璋、石边璋等。这些玉器中有一部分为蜀文化所特有，有一部分为仿制中原的礼器，另有一部分则为受中原礼器影响的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

    四川盆地适宜竹林生产，农家多用竹编制农具和生活用具。考古中，各地遗址多出土有竹器。从古到今，在四川各地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竹器和竹工艺品。成都瓷胎竹编发明于百多年前。清光绪初年，成都崇庆县竹编艺人创制出一种以卤漆制品为底胎，用竹丝依胎形编织而成的漆胎工艺品，以后逐步变成锡胎，再后来变成瓷胎。瓷胎竹编是用千百根细如发、软如绵的竹丝，均匀地编织于瓷器上的一种竹编制品。其特点是竹丝和瓷胎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清雅莹润的竹丝和洁白如雪的名瓷相映成趣。十九世纪末，清政府曾把它送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

    城市是文明诞生的起点。巴蜀城市文明诞生于4500年前的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宝墩、古城、双河、紫竹、芒城、鱼凫城等遗址，是巴蜀城市文明孕育和诞生的基础。初起的城不一定有市。从六座古城看，还主要是防御性质，缺乏商品交换。文献上对巴蜀地区城与市相结合有记载的，最早的是成都。秦国灭蜀后，即着手修建成都、郫城、临邛三城。这时的城已是城与市的紧密结合。大城是官署，少城处商贾。经过秦汉的累代经营，成都成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的繁荣都会。汉画像砖里对城市生活如市井、宴饮乐舞、六博等，有极其生动的描绘。晋人左思对成都曾评价说：“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蜀都赋》）汉代的成都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为全国有名的六大都会之一，是长江流域最繁华的都市。

    从历代城市布局和结构的变迁来看，城市也是日趋进步和更加与环境自然紧密相连。秦汉时，成都城市是“二江珥其市”，二江两岸最先发展出各种市场。到唐代时，由于节度使高骈改道府河，修筑罗城，成都从此成为“二江抱城”的城市格局。二江汇合之处的合江亭则是历代文人雅士宴集之所和送别之地。唐宋时，巴蜀经济有长足的进展。为方便流通，由十六家私家富商联名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成都城市因其富庶程度而被唐宋时人推为“天下第一名镇”，甚至认为“扬一益二”之说应该倒过来，叫做“益一扬二”。苏东坡则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由是可见成都在全国经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到清代，巴蜀的其它城市如梓州（今三台）、渝州（今重庆）、夔州（今奉节）、遂州(今遂宁）、果州（今南充）、利州（今广元）、合州（今合川）、泸州、嘉州（今乐山）、戎州（今宜宾）、雅州（今雅安）等以及乡镇集市迅速发展起来，带动了全川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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