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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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40年代初“巴蜀文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从1933年四川广汉月亮湾的首次考古发掘算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达整整70年。70年来，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在若干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50多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学术界得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 “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1〕，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并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一切，使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重要学术地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正如李学勤教授最近所总结的那样：“ 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2〕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达1000篇(部)以上，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仅从学术背景、文化内涵、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主要学术成果与分歧等方面对70年来的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作一综合分析论述，并对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供各界参考。

    一、建国以前“广汉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提出与初步研究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建国以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发端，在两条线索上分别展开的。这就是广汉真武宫玉石器坑的发现与发掘、成都白马寺坛君庙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1929年(一说1931年)春，四川广汉县(今广汉市)城西18里太平场附近真武宫南侧燕氏宅旁发现大批玉石器，其中不少种类在形制上与传世和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型不同，引起有关方面注意。1930年，英籍牧师董宜笃(A.H.Donnithone)函约成都华西大学教授戴谦和(D.S.Dye)同往调查，获得一批玉器。戴氏据此撰《四川古代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 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备记其事，并对器物用途等略加探讨，发表于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第4卷(1934)。1932年秋，成都金石名家龚熙台称从燕氏购得玉器4件，撰《古玉考》一文，发表于《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1935)，文中认为燕宅旁发现的玉器坑为蜀望帝葬所。1933年(一说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D．C．Graham)教授及该馆助理馆员林名均应广汉县政府之邀，在燕宅旁开展正式田野考古发掘，颇有收获，由此揭开了日后三星堆文化发掘与研究的序幕。

    1934年7月9日，时旅居日本并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回信中，表达了他对广汉发掘所取成果的兴奋心情，并认为广汉出土玉器与华北、华中的发现相似，证明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他还进一步从商代甲骨文中的蜀，以及蜀曾参与周人克商等史料出发，认为广汉遗址的时代大约在西周初期。

    1936年，葛维汉将广汉发掘及初步研究成果撰成《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 eport of the Hanchou Excavation》)，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林名均亦撰成《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发表于《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两文均认为出土玉石器的土坑为墓葬。至于年代，葛维汉认为其最晚年代为西周初年，约当公元前1100年；林名均则将广汉文化分为两期，认为文化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殷周以前，坑中所出玉石器则为周代遗物。

    1946年7月，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了郑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作为该馆专刊之一。在这部著作里，郑德坤把“广汉文化”作为一个专章(该书第4章)加以讨论研究，从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测等五个方面详加分析，不同意葛维汉、林名均提出的墓葬之说，认为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700～前500年；广汉文化层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址，在土坑时代之前，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前700年之间。

    广汉发掘尤其“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的学者对广汉遗物与中原文化有异有同的现象开始寄予了关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广汉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特别重视。

    比较而言，“巴蜀文化”概念的命运却全然不同。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十分热烈的争论，直接导致了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科学命题的最终确立。

    当20世纪40年代学术界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时候，还仅仅是把它作为一种与中原文化有别的青铜器文化来看待的。其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时有青铜器出土，以兵器为多，形制花纹与中原青铜器有异，流布各地以至海外，被人误为“夏器”。抗战爆发后，学者云集四川，遂对这些异形青铜器产生兴趣。卫聚贤搜集这批资料，写成考释论文，题为《巴蜀文化》，发表于《说文月刊》3卷4期(1941)和3卷7期“巴蜀文化专号”(1942)。他在文中将这批兵器分为直刺、横刺、勾击三类，并摹写出器体上的各种纹饰。他认为，春秋以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春秋战国时仿中原文字。对于蜀国青铜器的年代，则断在商末至战国。

    卫文刊布后，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一些知名学者力驳卫说，认为卫文所举青铜器，不是中原兵器，便是伪器。如像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3〕、考古学家郑德坤〔4〕，都不同意卫聚贤的看法。在当时四川地区尚未大力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的情况下，人们大多从古人言，认为巴蜀蛮荒、落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由此怀疑巴蜀文化的存在，全盘否定巴蜀青铜器，却显然是“中原中心论”长期占据学术统治地位的结果。

    在“巴蜀文化”命题提出的前后，学术界还从文献方面对巴蜀古史进行了研究，辑佚钩沉，试图重建巴蜀的古代史〔5〕。发表的论著中，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旧题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以及先秦汉晋其他的一些历史文献。这些新著论文，大多限于微观研究，视角不广，几乎没有提出成体系的观点。

    1941年，古史辨大师顾颉刚在四川发表重要论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6〕，清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巴蜀的多数材料，彻底否定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说”，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氏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其实质在于，他实际上已洞见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和巴蜀文化区系的问题，而此类问题正式提上研究日程并为学术界所接受，却是40年以后的事情，足见其大师风范。

    考古学方面，冯汉骥等人调查了成都平原的“大石文化”遗迹，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到周代，即秦灭巴蜀以前的遗迹，部分证实了文献有关记载的可靠性。吴金鼎、凌纯声、马长寿等著名学者也在四川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史前遗址屡有发现。郑德坤比较全面地搜集了当时可能看到的四川考古材料，详加排列整理，出版了《四川古代文化史》专著。尽管郑氏并不同意“巴蜀文化”的提法，但这部著作对于研究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巴蜀文化的讨论激发了一大批学者的热情，人们纷纷著文参加讨论，各抒己见。董作宾著《殷代的羌与蜀》一文，发表在《说文月刊》3卷7期“巴蜀文化专号”上。他仔细搜求当时所见甲骨文，确认有“蜀”，并根据甲骨文中蜀与羌每在同一片上甚至同一辞中的情况，断言蜀国在陕南一带，并不在传统上所认为的成都。在董作宾之前，唐兰也曾考释了甲骨文中的“巴方”和“蜀”，认为在今四川〔7〕。陈梦家也承认甲骨文中有“蜀”，指为西南之国〔8〕。郭沫若亦从此论，但认为甲骨文中的蜀“乃殷西北之敌”〔9〕。胡厚宣承认甲骨文中有蜀，不过他认为此蜀并不是四川的蜀国，而是山东的蜀，“自今之泰安南到汶上，皆蜀之疆”〔10〕。童书业则认为巴蜀原本都是汉水上游之国，春秋战国时才南迁入川〔11〕。徐中舒在其享有盛誉的论文《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认为巴、蜀均南土之国，殷末周文王经营南国，巴蜀从此归附〔12〕。

    此外，在四川史前文化的调查方面也取得初步成果。1886年英人巴贝(C.F.Babei)在重庆附近购得磨制石器2枚，西蜀有石器文化遂闻于世。1913年美国哈佛大学叶长青(J.H.Edgar)在西康采集到打制石器材料。1925～1926年美国中亚考察队格兰杰(Walter Granger)在万县盐井沟发现1件与更新世动物化石群同时的穿孔石盘。1930年德国人阿诺尔德·海姆(Arnold Heim)在西康道孚发现2件刮削器。1931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包戈登(Gordon Bowles)在道孚附近发现史前遗址多处，采集石器数十件。1935年法国人德日进(Teilhard Decheadin)与中国生物学家杨钟健在万县西约10公里的长江第一阶地上采集到1件新石器时代以前的石器〔13〕。还有一些学者对巴蜀的物质文化、古史传说、政治史，以及史前文化进行了探讨〔14〕，对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

    综观建国前的巴蜀文化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大多数是对古代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辨伪，初步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局部的发掘，并加以排列分类，这仍然主要是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但以考古材料包括殷墟甲骨文来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材料，却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框架，开创了以近代方法论研究巴蜀文化的新风，为后来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石。

    第二，提出了巴蜀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课题，包括巴蜀的地理位置，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考古学上巴蜀遗物的真伪，以及巴蜀史料的纠谬释疑等等。从这些内容很容易看出，尽管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新方法，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很有水平的新观点，但就整个课题设计及方向上看，未能提出超越传统史学体系的新鲜内容。并且，论者往往仅从微观角度立论，缺乏把握全局的宏观眼光，因此常常是浅尝辄止，不能深入而广泛地进行研究。

    第三，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命题，从青铜器的角度同中原文化进行了初步比较，并提出了巴蜀有文字的初步看法。同时，从文献研究的角度透视了巴蜀古史，第一次把巴蜀作为无论其历史还是文化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古国来加以看待。这些成果，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无法深入，但却涉及了当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层面，而这几个层面正是今天学术界关于文化与文明史研究的基础所在。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二、对巴蜀文化基本内涵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巴蜀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界对巴蜀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也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徐中舒发表的《巴蜀文化初论》〔15〕，是建国以后第一篇论述巴蜀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徐中舒从经济、政治、民族、地理以及文字等方面入手，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他指出，四川古代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文化区，但与中原有经济关系，文化上受中原较深的影响。蜀国在战国时代已进入国家，而巴国则一直盛行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姓统治。巴早在先秦已有初等文字，巴文是中原文字的不同分支。在这篇文章中，徐中舒还初步研究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区别和联系，不过没有明确指出这两支文化之间的关系。

    蒙文通紧接着发表了《巴蜀史的问题》这篇重要论文〔16〕。文章概述了他对巴蜀疆域的研究成果，指出巴蜀的地理位置大抵以《华阳国志》所记较确，并包括那些与巴蜀同俗的地域。蒙文通还认为，蜀国最初起源于岷山一带，后来才迁居成都平原。并认为，巴蜀的文化自古就很发达，巴蜀文化并非始于文翁兴学，巴蜀文化的内涵丰富多彩，其天文星象学自成一体(此本吕子方之说)〔17〕，词赋、黄老、历律、灾祥等是巴蜀固有的文化。蒙文通这篇论文的一些主要观点，为后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所逐步证实。

    缪钺发表《巴蜀文化初论商榷》〔18〕，针对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所提某些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引起了徐中舒另一篇宏论《巴蜀文化续论》的发表〔19〕。

    在《巴蜀文化续论》中，徐中舒广征博引，从社会性质、民族学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他对巴蜀文化的再认识，并提出巴国非廪君，原居江汉平原，后受楚逼凌，被迫向西南进入大巴山地区，到战国才西迁到川东，与蜀邻敌，而川东古为蜀壤等观点。这篇论文，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内涵，首次从地域上说明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空间构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述几篇专论，不仅继承了建国以前巴蜀文化研究的成果，深化了巴蜀文化命题，而且扩大了巴蜀文化的内涵，并使之走上科学研究的轨道，为学术界提供了新认识。

    对巴蜀文化加以科学性规范化界定是在“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童恩正出版《古代的巴蜀》专著〔20〕，对巴、蜀的涵义及其沿革做了考察，认为巴蜀文化是青铜时代的文化，一方面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带有独特的地方风格。童恩正关于巴蜀文化内涵和性质的提法，基本上因袭了其先师冯汉骥的观点。冯汉骥的遗作《西南古奴隶王国》于1980年发表〔21〕。这篇论文指出，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仅是一种青铜时期的文化。巴、蜀文化在大体上虽然相同，但从一些文化遗物上仍能加以区别。蜀人似乎没有文字，巴人的各种符号似乎是文字的雏形。蜀大约在殷周之际进入阶级社会，巴人的社会则较蜀人落后，直到秦灭巴时，巴尚处于奴隶制的初期阶级。并指出，巴蜀文化虽有明显的地方性，但仍属于中原汉文化范围内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蜀文化近乎关中和黄河流域，巴文化则近乎楚。

    20世纪8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更向纵深发展，对巴蜀文化内涵的认识又有若干新的成果，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巴蜀文化时空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22〕认为，考古学所说的巴蜀文化，不光是指巴国和蜀国的文化，而应包括巴蜀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既包括商周杜宇族建立国家之前巴蜀民族文化形式的前期遗存，也包括公元前316年巴蜀被秦统一之后仍保持本民族习俗的巴蜀遗民的文化的遗存。据此，他把巴蜀文化的上限提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称为早期巴蜀文化；地域上，他认为巴蜀文化的分布地区与两国边境并不完全一致。李复华、王家祐在《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23〕一文中，不同意把巴蜀文化的上限推前到新石器时代。他们认为，蜀的早期文化，广汉三星堆第二、三两期可能是其第一阶段，而三星堆第一期新石器文化则是蜀文化的前身。早期蜀文化是一种土著文化，但受中原影响较深，成为这阶段蜀文化的重要内涵。蜀文化的下限，从考古学上看可延续到西汉初期。至于巴文化与蜀文化的合流，则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才有“巴蜀文化”。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许多学者在讨论巴蜀文化时，都提到了对其内涵的认识。一般说来，这种认识目前还主要限于考古学文化，即巴、蜀两族或两国的物质文化遗存。时序方面，多数论著把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视为先蜀文化，而把蜀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从夏代至春秋，晚期从春秋战国至汉初〔24〕。空间位置方面，林向提出，殷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通〔25〕，并提出“巴蜀文化区”的概念〔26〕。段渝通过对三星堆文化与汉中、大渡河流域、川东鄂西相似遗存的考察，提出“古蜀文化区”的概念〔27〕。这两个文化区的概念大体相通，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至于川东鄂西的古文化，一般依其发现地名称为“某文化”、“某类型”、“某遗存”，也有论著称其为“早期巴文化”，不过没有取得学术界的共识〔28〕。段渝认为，巴文化有三个层次，或三种概念：一是战国以前位于汉水上游的巴国文化，一是长江三峡川东鄂西巴地的史前文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巴国进入长江流域与当地的巴地文化合流所形成的复合共生的地域文化，这个时候的巴文化才是可以用“巴”来涵盖并指称国、地、人、文化的完整意义上的巴文化，从而形成巴文化区。巴文化区大体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其文化内涵的基本特点是：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巫鬼文化非常发达，形成巫文化圈；乐舞发达；崇拜白虎与敬畏白虎信仰的共生和交织；具有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传统；民众质直好义，土风敦厚，等等〔29〕。

    先秦巴蜀文化事实上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而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总和。巴文化是指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总和。蜀文化是指蜀族和蜀地各族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总和。将这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古代文化统称为巴蜀文化，首先导源于一种地理单元观念，即它们在古代是紧相毗邻，而在中、近古以迄于近现代又是省区与共的。其次导源于战国以来两者文字的相同，中古以来两者语言的一致，经济区的大体划一，以及其他诸多原因。这许多因素使两种文化逐渐融而为一，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30〕。

    90年代初以后，对巴蜀文化时空内涵的认识又有了新发展。一批学者主张，巴蜀文化有“大巴蜀文化”和“小巴蜀文化”之分，即广义上的巴蜀文化和狭义上的巴蜀文化。所谓“大巴蜀文化”，是指从古到今的四川文化。这些学者以谭洛非、谭继和、袁庭栋等为代表。袁庭栋的《巴蜀文化》专著〔31〕，综论了四川古代文化的主要方面。谭洛非发表了《关于开展巴蜀文化研究的建议》〔32〕，建议全方位地研究四川从古到今的全部文化史。谭继和发表了《巴蜀文化研究综议》〔33〕等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对巴蜀文化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认为从古至今的巴蜀文化可划分为七大阶段：新石器晚期到夏商为巴蜀文化的萌芽和巴蜀文明的形成，商周包括春秋战国为巴蜀文化重心由江源和山地向平原和城市的转移，汉魏南北朝为巴蜀文化的第一次鼎盛和第一次转折，隋至元代为巴蜀文化的第二次鼎盛及第二次转折，明清为巴蜀文明历史地位的挫折及其向近代化转化的契机，1840～1949年为近代巴蜀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及其近代化发展的滞缓，建国后至今为现代巴蜀文化面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历程。

    至此，巴蜀文化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三种概念：一种是先秦巴蜀文化，即原来意义上或狭义的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在学术界采用最为普遍，并得到中外学术界的肯定；一种是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主要运用考古理论与方法研究先秦巴蜀的物质文化，这一概念得到全国考古学界的肯定；另一种是广义巴蜀文化，研究从古至今巴蜀地区的文化，这一概念越来越取得各界的认同。

    三、巴蜀考古的新发现

    正如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的研究一样，巴蜀文化的研究是建立在以考古学和古文献为主要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并且由于文献不足征，考古学的新发现就愈益显示出其特殊地位和作用。1980年代以来巴蜀文化研究的若干重大进展，都是充分运用考古新材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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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给考古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发现层出不穷，其中重要的发现有：

    1．四川广元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船棺葬。1954年在昭化(今属广元市)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发现大批船棺葬，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和印章，其时代为秦灭巴蜀前后到汉初〔34〕。这些器物，为学术界认识考古学上的巴文化提供了标准的衡量尺度，并使人们确信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巴蜀文化的存在。船棺葬式，最初认为是巴文化的重要特征，后来由于川西平原也发现了大量船棺葬，仅形制稍异，又使学术界认识到蜀文化同样也有船棺葬传统。

    2．成都羊子山土台。1953年～1956年在成都北郊清理的这座大型土台〔35〕，残高1 0米，台底103.6米见方，最上层31.6米见方，为三级四方形土台，这是现存先秦最大的土台。土台年代，原报告认为是西周到战国。后经林向研究，提出其始建年代可能为商代〔36〕。土台性质，一般认为是集会、观望和祀典的场所，或古蜀国巫觋通天地的神坛，即大型礼仪中心。

    3．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和墓葬。1957年～1958年在新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水观音发掘的遗址和墓葬〔37〕，出土大量陶器和青铜器。墓葬年代，早期墓为商代，晚期墓为西周到春秋。遗址年代为商末周初。这一发现，为商周与春秋战国巴蜀文化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序列依据。

    4．四川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1959年和1980年分别在彭县竹瓦街发现窖藏铜器〔38〕，有容器、兵器、工具，年代为殷周之际。其中2件青铜觯上有铭文，徐中舒考定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证实了文献关于“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的记载〔39〕。

    5．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1965年清理的这座墓葬，出土不少青铜器〔40〕，其中一件水陆攻战铜壶，壶面有习射、采桑、宴乐、弋射、水战等图案，十分精美，全国罕见，铸于蜀国〔41〕，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末。这座墓葬为战国蜀人的铜兵器的研究提供了断代的标尺。

    6．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土坑墓。1972年在川东涪陵小田溪发掘了3座土坑墓，出土大批青铜器，墓主为巴国上层统治者〔42〕。徐中舒研究了出土的虎纽钅享于，认为这种器物是中原文化的传入，后来成为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并认为，墓主可能是巴国众多部落中的小王之一〔43〕。段渝认为，墓主可能为巴国王子〔44〕。对于墓中所出14枚一组的错金编钟，邓少琴考证为古代小架所用〔45〕。墓葬年代，徐中舒、唐嘉弘认为是秦昭王时期〔46〕，王家祐认为是秦厉共公时期〔47〕，于豪亮认为是秦始皇时期〔48〕。这批墓葬的发现，为解决巴国历史地理上的一些问题以及巴与楚、秦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49〕。

    7．有铭青铜戈。1970年代在四川郫县发现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在新都出土一件有铭文的青铜戈，1973年在重庆万县发现一件有铭文青铜戈，1959年在湖南常德26号战国墓出土一件巴蜀铭文青铜戈〔50〕，文字似汉字而非汉字，为确证巴蜀有文字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8．四川犍为巴蜀墓群。1977年发掘，年代为战国晚期，少数为汉初，出土陶器、青铜器、铁器等〔51〕。王有鹏认为，这批墓葬，为研究古文献记载的蜀人南迁提供了可靠的地下证据〔52〕。

    9．四川青川墓群。1979年～1980年在青川清理了82座土坑墓，出土陶器、铜器、漆器、竹木器、玉石器等400多件，并出土秦武王时在巴蜀推行田律的木牍〔53〕。时代为战国中期和晚期。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划文字，既有汉字，又有巴蜀文字，为巴蜀符号确属文字提供了坚实依据。出土的漆器，表明巴蜀漆器与楚器有着相当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批墓葬中巴蜀与秦、楚文化因素并存，为深入研究其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10．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1980年发掘的这座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大型带斜坡墓道的土坑木椁墓〔54〕，椁内分出棺室和8个边箱，棺具为独木棺，椁室出土青铜器188件，青铜器多 5件成组，或2件成组，显示出特殊的礼制。青铜器中的鼎、敦等器，与楚文化有相似之处。沈仲常认为此墓是比较典型的楚文化墓葬，所出“邵之食人鼎”，“邵”为“昭”，即是楚昭王之意〔55〕。徐中舒、唐嘉弘认为这种楚国昭氏器物，表明有可能楚之昭氏驻蜀地〔56〕。李学勤认为，新都墓部分青铜器与楚器形制的相近，应是道一风同的缘故，即同一时代流行同样的艺术和风格，应是蜀器〔57〕。段渝提出，此墓并不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的特征，确为蜀墓，至于青铜鼎上的“昭”字，应是古代的“昭祭”，而不是楚之昭氏〔58〕。李复华、王家认为，该墓墓主应是蜀王开明九世到十一世当中的某一位，是为蜀王之墓〔59〕。这座墓葬的发掘，为深入认识战国时期蜀文化的丰富内涵、蜀文化的特征、蜀国的礼制以及蜀、楚关系和蜀与中原的关系提供了新认识。

    11．四川荥经巴蜀文化遗存。1981年在荥经烈太清理的墓葬内，出土印章等巴蜀文化遗物〔 60〕。1981年、1982年在荥经曾家沟发掘的战国墓群中〔61〕，出土大量漆器，有的漆器上有铭文，尤其是“成”、“成市造”等铭刻的发现，为探讨巴蜀漆器的生产规模以至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资料〔62〕。

    12．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980年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房屋基址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墓葬4座，出土数万件陶、石、金、铜、玉石器物〔63〕。文化堆积分为4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约距今4800～4000年；第二、三、四期为蜀文化，年代约从夏代到西周早期。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位于遗址中部的古城遗址，总面积3.6平方公里〔64〕。1986年夏季在南城墙外发掘的两个器物坑内，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近千件，尤以大型青铜雕像和金杖、金面罩等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珍贵之物为奇特〔65〕。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发展的脉络，清楚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而城墙的发掘，文物坑内所出与中原迥然有异的青铜器，以及文字符号的发现，为商代蜀文化业已进入文明时代，它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起源地等崭新观点的提出，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实物证据。

    13．成都十二桥遗址。1958年底、1986年至1987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商代地层内，发现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房顶、梁架、墙体、桩基、地梁等，基本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具有明显的共性和发展连续性。大型地梁式宫殿建筑与小型干栏式建筑浑然一体，错落有致，分布面积为15000平方米以上〔66〕。在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南北延伸的数公里，还发现多处商周时期古遗址，文化面貌与十二桥相同〔67〕，它似是成都这个总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68〕。其重要意义，一方面表现出商周之际的成都是古蜀文化的又一个中心，另一方面又以其文化发展演变的同步性展现出成都早期城市起源的历史进程〔69〕。

    14．四川绵阳边堆山遗址。1989年发掘的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石、骨器和房屋基址红烧土等标本数千件，年代距今5000～4500年上下〔70〕。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四川盆地文明的起源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15．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1992～1993年、1994～1995年曾进行过数次小规模试掘，1997年进行大规模发掘，确定这是一处重要的古代巴人遗址。1997年的发掘，出土的巴人遗存有40 座墓葬、多座房屋基址、3座窑址和大量遗物，时代从商周到战国时期。其中商周时期的墓葬1座。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少量漆器、铁器、玉石器和琉璃器。此次发掘，对于深入认识巴文化尤其三峡地区的巴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71〕。

    16．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该遗址属于忠县洽甘井沟遗址群中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根据1994年和1997年较大规模发掘的结果，哨棚嘴遗址可以分作三期，第一期的年代范围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之间；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左右至二里冈下层，文化面貌近似于三星堆文化早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文化面貌近似于成都抚琴小区第4层〔72〕。哨棚嘴遗址的发掘，为探索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在川东地区的分布范围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7．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73〕以及大邑盐店和高山等8座早期城址，经不同程度的勘探和发掘，证实这些城址是早于三星堆文化(不含三星堆遗址一期)的早期城址。这批城址的年代略有差异，总体文化面貌基本一致，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群，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的绝对年代，初步推定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74〕。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的发现，为分析文明起源时代古蜀地区政治组织的发展变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75〕。

    18．成都市商业街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发掘，确定是一处蜀王开明氏王朝晚期(约相当于战国早期偏晚)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墓坑长达30.5米，宽20.3米，面积达620平方米，墓坑中现存船棺、独木棺葬具17具。船棺规模、形制宏大，最大的一具长达18.8米，为其他地区所未见。随葬品虽被盗过，仍出土陶器103件、铜器20件以及漆、木器153件等。遗迹显示，墓葬有布局规整的地面建筑〔76〕。此处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的发现，为探讨蜀王开明氏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以至与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19．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2000年10～11月在茂县发掘的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82 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约距今5500～5000年左右。出土灰坑26座、灰沟1条和地面或房屋基址3座，遗物包括陶器、玉器、骨器等。陶器以平底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器形多样，纹饰丰富，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彩陶器与西北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均有差异。文化面貌与绵阳边堆山、广元张家坡、邓家坪等遗址有一些相同之处，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明显的共同文化因素，为认识5000年以前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情况提供了新材料，并为深入探讨古蜀文化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有益的启示〔77〕。

    20．成都市金沙村商周遗址。2001年2月以来在成都市金沙村发现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址，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分布范围约3平方公里，是一处十二桥文化的大型遗址。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每一文化堆积区内有一定布局结构，出土大量青铜器、黄金制品和玉石制品，包括金器40余件、青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近300件、象牙40余件等计2000余件，还发现大批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青铜器、金器与三星堆有同有异。玉器种类尤其丰富，其中不少种类是首次出土〔78〕。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去踪提供了重要线索〔79〕，为进一步探明古蜀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以上重要考古发现外，四川和重庆境内大体均有古文化遗存出土。在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行政区划以外，也有不少巴蜀文化遗存发现，较重要的有陕南、鄂西、湘西和贵州等地区，为研究巴蜀文化的空间分布、文化内涵以及文化交流与传播等课题提供了新材料。这些考古新发现，促进了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新认识，使人们对以前关于巴蜀为蛮荒之地的陈旧看法彻底改观，取得了古代巴蜀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的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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