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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近代的历程---传承巴蜀文化融入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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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明清时期逐步呈现出无可挽回的颓势之时，世界上的工业文明正在西方国家中兴起。“西风东渐”之势也逐步在亚洲、在中国曲曲折折地展开。地处中国内陆的巴蜀大地也不能不逐步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并在逐步将自己融入到世界性的近代化的大潮中去的同时，发生一系列的变革和革命，最终与全中国一道，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走上近代化的共同之路。

    自从明代末年西方国的传教士进入四川以来，四川就已经开始同西方文化有了接触。1876年，清政府同英国政府签订了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英国的官员和商人获得了驻扎重庆的权利，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正式入侵四川的开始。 1890年，清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开重庆为“通商口岸”，第二年，重庆海关成立，各国的领事馆亦相继在重庆成立。1901年，日本在重庆设立了租界。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四川的侵略活动全面展开。

    西方文化给地处内陆、相对来说比较闭塞的四川盆地带来了一定的启蒙思想，促进了盆地中民智的开放；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更是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民间，反“洋教”的斗争此伏彼起，出现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教案”；在知识分子中，救亡图存的思潮日益高涨，在著名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四川在京举人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就有 7 7人之多，四川绵竹的杨锐和富顺的刘光第更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为了变法图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斗争之后，四川的维新思潮逐步发展为民主主义革命思潮，以一大批留日学生为中心，四川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孙中山先生创立同盟会时，川籍人士有44人参加；根据 1906年的统计，四川籍同盟会会员在各省会员人数中位居第三，仅次于广东和湖南。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重庆籍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他年仅18岁时所写的《革命军》一书，是辛亥革命前夜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鲁迅说过：“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

    为了反对清政府将修筑川汉铁路的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者，为了保卫四川人民多年来为准备修筑川汉铁路所投入的大量股金，四川人民于 1911年5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进而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1911年9月28日，还在武昌起义之前，在著名的革命家吴玉章的领导下，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被誉为“首义实天下先”。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先生特地签署命令，宣布对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三位川籍烈士邹容、喻培伦、彭家珍以陆军大将军阵亡之礼赐恤。

    在政治战线上风起云涌的斗争一浪接着一浪的同时，四川境内也逐步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这其中有官办，也有民办。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 年，全川已有近代企业113家，其范围包括数十个行业。电报、银行、公路、进出口贸易等陆续开办，城市有了电灯和自来水，川江航运也逐步改为火轮，重庆则逐步发展成为了我国西南的最大的工业城市。

    在文教方面，废除千年的科举，兴办了若干新式学校。由于巴蜀地区历来有重教的传统，所以四川的近代教育发展很快， 1902年就成立了聘有外国教师20多名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到1910年，全省有各类新式学校11387所，学生41万，位居全国之首。与此同时，四川有一大批有志青年沿着先辈们走出夔门的足迹，走向世界，寻找新知。清末时留学日本的川籍学子最多时有两三千人，位居各省前列。在从1912 年开始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中，四川有85个州县的500多人去了法国，占了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吴玉章、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坚、傅钟等均在其中。

    辛亥革命的结果并未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主，帝国主义仍然在统治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也未能消除，中央政府是军阀执政，四川境内更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四川的军阀之多，军阀混战的次数之多，均为全国第一，（1912年到1932年，四川共发生军阀混战470起）。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的革命志士和各条战线上的有识之士不仅展开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并由此进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有不少人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16年，川籍学生陈豹隐等在日本成立了丙辰学社。1918年，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7位发起人，除了李大钊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四川青年，温江人王光祈被选为筹备处主任。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发起与展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当时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有过振聋发聩的作用，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是在成都写成的。

    在深厚的巴蜀文化传统的哺育之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激励之下，巴蜀地区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为古老的巴蜀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新文化的巨匠郭沫若，著名作家巴金和李劼人，音乐家王光祈，画家张大千和张善子，文学家谢无量，哲学家贺麟和唐君毅，史学家蒙文通和刘咸炘，音韵学家赵少咸，文献学家向宗鲁，医学家唐宗海，地质学家黄汲清，植物学家方文培，佛学家能海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四川传播。1922年，王石木在成都创办了专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声报》，王右木、恽代英、肖楚女和吴玉章是在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2年，他们在四川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四川的地方党团组织纷纷成立。 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建立了领导全川革命工作的中共重庆地委（次年改称四川临时省委），由杨KKK公担任第一任书记。从此四川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新的阶段。

    1932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12月开始，红军的二军团和六军团进入川东南地区活动。1935年5月，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继而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克服了重重阻力，继续北上，终于取得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四川和全国一样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四川成为了全国抗日的重要的后方基地，当时通称为“大后方”。 1937年11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1940年9月又宣布重庆为“陪都”。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也就设在了重庆的红岩村，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主要报纸《新华日报》也就在重庆正式出版，全面领导了四川的抗日民主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不仅在抗战开始就派出了40万川军出川在各战区英勇抗战，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多次战斗。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了大后方的基地作用。这其中包括：安置了入川的大量的机关、工厂、学校和难民，单是重庆一地就增加了人口 92万；陆续提供了参加抗战的兵源300万人以上，伤亡人数则在64万以上；负担了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开支和政府征粮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最困难的岁月则超过了一半；用50个县的 150万民工赶修了 9个军用机场，供对日作战之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的工厂内迁四川的245家。这些企业不仅为支援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四川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庆地区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段时期，由于当时国统区的文化界名流几乎先后全部入川，由于48所大学与大批科研机关相继入川，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是在重庆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也是在重庆召开的，这时的重庆仍然是全国人民所注目的中心。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发动了全面内战，并使得四川的经济形势日益残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断打击之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政权在1949年又逃到了四川，在进行了一番垂死挣扎之后，蒋介石于12月10日从成都飞离大陆，逃往台湾，最后结束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兵两路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从川东，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由川北，先后攻入四川，于11月30日首先解放了重庆。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3月 27日，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解放。从此，丰饶的巴蜀大地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古老的天府之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进人了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中，传统的巴蜀文化必将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融汇创新，带着新的时代特色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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