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

关注度：379

   四、巴蜀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与分歧

    建国以来的巴蜀文化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研究内容为巴人和蜀人的族属、地域、迁徙、列国关系等，基本上是传统研究课题。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主要研究巴蜀的来源、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对传统研究有所突破。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研究巴蜀文化的来源，巴蜀古文明的起源、形成、内涵、内外关系等，无论在研究方向、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巴蜀文化研究出现了崭新气象，研究更加深化，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

    巴蜀文化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大，内涵非常丰富，成果层出不穷。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中的主要成果分成14个方面略加述评。

    1．巴蜀的族属、地域和迁徙

    建国后对巴蜀文化的第一阶段讨论中，族属、地域和迁徙问题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个问题在巴蜀文化研究中事关重大，所以至今仍有争论。

    徐中舒首先指出，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史籍所载巴为廪君后代，兴起于巫诞之说，并不正确。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间，战国时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汉时期沿江向西发展〔80〕。

    蒙文通认为，巴国不止一个，秦灭的巴是姬姓之巴，楚灭的巴是五溪蛮，为槃瓠后代，即是枳巴〔81〕。

    缪钺提出，廪君之巴与板蛮不同族，廪君祖先化为白虎，板蛮则以射白虎为事，两族非一〔82〕。

    邓少琴、童恩正等坚持巴人出自廪君的看法。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犭襄人的名称。所谓太白皋之巴，应源出氐羌〔83〕。董其祥《巴史新考》支持这一看法，并认为宗贝、诞、僚、犭襄等族，曾与巴共处于江汉平原或川东，有些就是巴族的组成部分〔84〕。

    蒙默认为，古代没有一个单独的巴族，先秦至少有4个巴国。廪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宗贝国和枳巴，分别活动在夷水、汉水、渝水及涪陵水会，分属蜒族、华夏族、宗贝族和犭襄蜒族〔85〕。

    李绍明则提出了广义的巴人和狭义的巴人这个概念，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宗贝、苴、共、奴、犭襄、夷、诞之蛮”，其族属未必一致。狭义的巴人则指巴国王室，即“廪君种”，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就与昨天那些母体民族告别了〔86〕。

    关于蜀人，看法也不是一致的。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蜀人出自氐羌民族系统，一种认为蜀人出自百濮民族系统。这两种意见中，也有种种分歧，不一而足。一般认为，夏商时代的蜀人，即蚕丛、柏※、鱼凫，与氐羌民族有关，杜宇、开明则与百濮民族有关。蒙默提出，古代没有一个统一的蜀族，历代蜀王都分属不同的族系〔87〕。孙华则提出，蜀人既非西北氐羌，亦非江汉濮人，而来源于商代黄河中下游的一支氏族〔88〕。张勋燎认为，鱼凫氏来源于川东巴人〔89〕。徐中舒、唐嘉弘提出，蜀王开明氏为荆楚之人〔90〕，童恩正认为是巴人〔91〕，段渝认为应如史籍所述为原居贵州敝邑水的濮人，既非楚国人，亦非巴国人〔92〕。

    以上问题是逐步深化的，主要成果在于明确了古代巴、蜀民族组成的多元性，明确了巴、蜀民族与长江上游、中游和岷江流域及江汉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深厚关系，对于深入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和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直接材料和相关材料的理解不一，同时在理论上也有分歧以至模糊不清之处，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若干差异。

    2．巴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

    这个主题在建国以前涉及很少，建国以后的第一、二阶段，也限于资料的贫乏，难以深入，第三阶段则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史料记载巴蜀蛮荒落后，无文字，无礼乐，俨如原始社会末叶的军事民主主义。建国后，徐中舒首先指出，蜀有高等农业，至迟在战国已具备了国家形式，巴则是部落组织，尚未形成国家。但认为从殷周到战国，巴蜀的经济和文化还落在中原后面〔93〕。这种看法，长时期占居巴蜀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只是到1986年以后，由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学术界才开始改变了这种传统认识，一致认为商代蜀国已是比较成熟的国家。

    关于巴蜀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目前在蜀人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巴人以粗耕农业兼营狩猎畜牧等方面，学术界基本拥有共识，但在蜀地农业的起源方面，则存在分歧。有的认为蜀人的农业发源于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有的认为蜀人的稻作农业来源云南，有的则认为蜀地稻作农业是土生土长的。由于文献不足征，考古材料尚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这些看法目前都还处在假说阶段。

    商业的发展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大要素。“文革”前少有论著对此进行过研究。张勋燎《古璧和春秋战国以前的权衡(砝码)》提出，古蜀国的大量石璧，应即用以“均物平轻重”的砝码〔94〕，此本郑德坤之说。更多学者则认为，石璧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考古中，巴蜀墓葬内常出土一种形制如璜的“桥形币”，多数学者认为是巴蜀的一种货币。对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穿孔海贝，也认为是贝币。这样，考古发现便证明了古蜀国确有发达的商业。徐中舒还提出，成都是古代的自由都市〔95〕。童恩正也认为，战国时代成都与中原各地以至中亚地区都存在商业贸易关系〔96〕。段渝还根据多种资料进一步指出，早在商代，成都平原的广汉蜀王都和成都，就已初步形成为中国西南同南亚、西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97〕。

    关于巴蜀的社会形态，分歧也是较大的。传统的看法认为巴蜀是奴隶社会。唐嘉弘认为，古代巴国并非奴隶制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从原始社会的家长奴隶制阶段向封建化过渡，并未形成一个发达或发展的奴隶王国〔98〕。《四川通史》第1册认为，开明氏蜀王国不是奴隶制王国，而具有若干领主封建制特征，属于早期的封建社会〔99〕。

    对巴蜀社会形态的认识，随着学术思想和学术热点的变化与转移，已归入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内涵更加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中。

    3．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其重要意义在于搞清楚人类与文化进化的关系，人类文化的成长、变迁，文化类型、结构和功能，政治组织的形态，以及文化进化的动力法则等等。文明形成主要有几大标志，物质文化标志有文字、城市、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社会形态标志是国家的形成，即公共权力的设立和按地区划分其国民。

    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两大背景。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首倡的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框架的论断，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突破了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从中原起源)的传统看法。一是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等，与中原青铜文化迥异，迫使学术界重新思考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个重大课题。

    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首先是关于两个“祭祀坑”的报道和发掘简报，披露了资料，进行了初步研究。李学勤〔100〕、林向〔101〕、赵殿增〔102〕、陈德安〔103〕、陈显丹〔104〕、沈仲常〔105〕、罗开玉〔106〕、霍巍〔107〕、段渝〔108〕等，分别对三星堆青铜文化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研究，认识到古蜀青铜文化的年代，至少可上溯到商代中期，比起传统的看法，早了近千年。

    1980年代末，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试掘，确认了古城城墙，认识到三星堆是商代蜀国的都城〔109〕。苏秉琦教授提出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110〕。段渝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巴蜀早期城市，提出了巴蜀城市的起源模式、城市结构功能、城市体系等问题，并将巴蜀古代城市同中外早期城市进行了概略的比较研究〔111〕。美国学者罗伯特·W·贝格勒认为三星堆是商代主要都市之一，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第三个中心〔112〕。

    巴蜀国家的问题，得到了深入研究。蒙默〔113〕、段渝〔114〕、胡昌钰和蔡革〔115〕等，均有论述。但关于这个问题，多数论著限于考证三星堆文化如何与文献所记“三代蜀王”相衔接，没有更多地研究国家形式、政治结构等内容。段渝通过对三星堆文化的物资流动机制的研究，提出古蜀王权性质是神权政体，从分层社会的复杂结构、基本资源的占有模式、再分配系统的运作机制、统治集团的分级制体系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并讨论了王权的深度、广度和阶级结构、民族构成等问题〔116〕。

    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三星堆宏阔的古城、辉煌的青铜文化，是商代长江流域城市文明和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从青铜文化而言，其青铜合金技术、铸造工艺和青铜制品种类均有十分鲜明的特点，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李学勤因而提出，蜀文化是与商文化平行发展的〔117〕。段渝也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平行发展的另一个文明中心〔118〕。当前，关于古蜀文明有其独立而悠久的始源，有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是一支高度发达的灿烂的古代文明等观点，在学术界已取得普遍共识。

    文明起源的问题，是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学术界深切关注和热烈争论的重大学术理论课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证性极强的课题。中国学术界从1980年代初中期开始对这个重大课题形成研究热潮，并逐步形成在对各区系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进而全面深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格局。作为重要的区系文明之一，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由于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群的发现，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

    在1990年代以前，由于学术界对文明时代与文明起源时代这两个紧密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范畴有相当的模糊以至混淆，不少学者在探讨文明起源的时候，事实上是把文明时代当作文明起源时代加以分析论述的，因而对巴蜀古代文明起源这个问题的研究多是无功而返。另一方面，由于文献难征，考古资料也还不足以提供比较清晰的线索，有些学者把巴蜀文明的起源直接与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相联系，多数学者则认为巴蜀文明的起源含有更多的土著文化因素，尤其与岷江上游古文化有关，而外来文化因素则是巴蜀文明得以最终形成的重要外部动力之一。不过，有关探讨多半属于文化来源或文化类型问题方面的讨论，还不能说接触到了文明起源问题的深刻实质。

    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文明诸要素的起源，以及文明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要素包括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和国家，其中最重要并且具有本质性的要素是国家。因此，除从物质文化要素方面深入系统地加以研究外，须从政治组织的演化角度进行分析，才可能从本质上充分透彻地阐明文明起源的问题。在关于文明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演化形式上，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由农耕聚落到大型聚落再到中心聚落是其演化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酋邦组织是文明起源时代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在对巴蜀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林向、段渝运用酋邦制理论来分析巴蜀文明的起源。段渝提出，城市、文字、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要素其实是政治组织变化过程中所先后产生的物质文化成果，从功能的观点看，这些物质文化成果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政治组织的变化及其需要所制约的。据此，他认为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完整的酋邦组织，由各座古城的共存所形成的古城群，则是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是文明的前夜，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来临。同时还分析了史册所载鄂西清江流域的巴氏廪君集团酋邦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途径〔119〕。彭邦本根据酋邦理论，在早年蒙文通所说巴蜀不过是两个区域内联盟的盟主或霸君的基础上，认为从宝墩文化古城直到秦灭巴蜀，历代古蜀王朝均为共主政体〔120〕。江章华、王毅、张擎则从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角度，勾勒了古蜀文明起源尤其城市起源的进程〔121〕。这些分析讨论，把巴蜀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推进了一步。

    巴蜀古文明的研究，当前多数学者的兴趣还是集中在族属、文化来源、青铜器形制等方面，这些方面发表的论文最多。从考古学上说，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必须的，从历史学上看，又是不够的。正如苏秉琦所指出的，考古资料本身不等于历史，依照考古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历史，从考古学到历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抽象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 122〕。因此，要从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继续深入探索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演进，尚需今后进一步努力。

    4．巴蜀文化与中原和周边文化的关系

    学术界大多认为：古蜀文化是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在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从政治上看，古蜀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同中原夏商王朝不存在直接隶属的关系，但西周初年成为西周王朝的封国，与周王朝有较密切的关系。巴国为姬姓，是周王室分封到南方的一大诸侯国。文化上，受到了中原文化一定的影响，但主要的还是当地土著文化。
    古蜀文化与黄帝和夏文化的关系，过去认为是黄帝后代，完全就是中原文化的分支。上世纪 40年代疑古派对此大加批驳，一概否定。1950年代，徐中舒认为，黄帝与巴蜀的关系是子虚乌有，除牵合几个人名、地名外，完全没有根据。蒙文通则认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由于没有新的证据，这个重大问题很快就被搁置起来。

    19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史研究热潮的风行，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的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123〕。

    谭洛非、段渝撰《论黄帝与巴蜀》、《再论黄帝与巴蜀》两文，段渝撰《论黄帝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从文献与考古综合分析的视角，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124〕。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末商初由夏遗民与当地土著结合所创造的一支新型文化〔125〕。为此，林向撰《蜀与夏》一文，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城郭”、“禹龙”与“蜀虫 ”、“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126〕。祁和晖〔127〕、冯广宏〔128〕等均持类似看法。谭继和撰《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进一步认为，禹治水始于岷山，扩及九州，提出夏文化初起于西蜀，而兴盛于河洛的看法，并概括为“夏禹文化西兴东渐”之说〔129 〕。段渝《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认为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 130〕。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实证的契机。

    巴蜀与商文化的关系方面，1950年代王家等提出其间有较深的文化联系〔131〕，后来冯汉骥认为巴蜀文化属于中原文化范围内的一种地方文化〔132〕。沈仲常、黄家祥1980年代提出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有一定关系〔133〕。林向认为古蜀是殷商的西土和外服方国〔134〕。段渝认为古蜀不曾成为商王朝的外服方国，其青铜文化的主体和一些政治制度与商不同，古蜀由于控制了从中原通往南中的金锡之道，而与商王朝在资源贸易的基础上发生和战关系〔135〕。

    关于商代的巴，目前对殷卜辞中是否有“巴”还存在相当分歧，巴与商文化的关系亦少有专文研究。
    巴蜀与周文化的关系方面，由于有少量文献可征，意见比较一致，近年的主要成果是根据考古所获大量资料，明确了蜀人参与伐纣，受西周王室分封的史实〔136〕。

    巴蜀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过去学术界曾长期持巴文化近楚、蜀文化近秦的观点，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若干重要突破。李学勤提出，秦文化中的鍪釜甑，是从蜀文化当中吸取的，而后又流布其他地区〔137〕。林春认为，夏商时代江汉平原的若干文化因素，来源于成都平原蜀文化〔138〕。段渝认为，长江三峡地区、陕南汉中地区夏商时代的古蜀文化因素与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扩张有关〔139〕，尹盛平〔140〕、赵丛苍〔141〕等则认为陕南古文化与巴文化有关。江章华认为由于二里头文化从鄂西沿长江西进，成都平原于是诞生三星堆文明，川东鄂西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142〕。李学勤认为，商周时的蜀文化较多影响了楚文化〔143〕。徐中舒、唐嘉弘〔 144〕、沈仲常〔145〕认为战国时楚之昭氏后代驻蜀，战国蜀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十分深刻。李学勤认为，蜀、楚文化的某些风格相近是道一风同的缘故〔146〕。段渝认为新都蜀墓所出“昭之／鼎”，“昭” 为“昭祭”，不足以说明是楚国昭氏之后，蜀、楚文化在若干重要方面有明显区别，春秋时代巴与楚曾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后来联盟破裂，巴被迫弃土南迁；江汉地区“信巫鬼，重淫祀”之风，与巴人的巫鬼文化有关，其根源在巴〔147〕。澳大利亚N．巴纳认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人像，其风格是受楚文化影响〔148〕。段渝则认为这种文化影响的方向正好与巴纳所说相反〔149〕。王有鹏认为，川滇之间出现的若干巴蜀考古遗存，证明了战国后期蜀人南迁的史实〔150〕。段渝认为古蜀在商中叶后已控制南中，川滇之间的考古遗存不能完全视为安阳王南迁所遗〔151〕。林向提出商代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和华南地区均有深刻影响，中华牙璋的起源和传播可以证明这个史实〔152 〕。

    巴文化的问题更为复杂。1950至1980年代的研究，基本上弄清楚了巴国的建国和迁徙，即巴国原建国于陕南鄂西与川北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才南下至长江流域，进入川东。但是对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怎样看待?三峡地区的巴文化与陕南鄂西川北之间的巴国是什么关系?由于资料不足，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为解决这一矛盾，一些学者提出巴为地区名而非国名、族名的看法，蒙默便力主此论〔 153〕。但这仍未很合理地解决文化类型问题。于是，有学者于1990年代初得出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的新认识，认为二者起源、地域、内涵均不同，直到巴国南下长江后，才整合起来，这时才有名实相符的巴文化〔154〕。

    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与古蜀文化即顺江东下的三星堆文化有关，也有学者认为三峡地区文化较早影响了成都平原古文化。对此，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

    5．巴蜀文化与南亚、西亚和东南亚的关系

    千百年来，四川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总被认为是僻处西南内陆，文化落后，与外界联系甚少，更谈不上与中国以外其他文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1980年代以前，学术界虽然注意到巴蜀与越南北部历史文化的一些关系以及巴蜀地区对于向南传播中原文化所发生的作用，但由于资料所限，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认识。

    1983年童恩正发表《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155〕，除了提到巴蜀向越南等东南亚大陆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外，还研究了巴蜀文化本身在北越地区的传播，这主要是指青铜文化。同年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安阳王杂考》一章提出，战国末秦代之际，蜀人向越南的大规模南迁，对越南民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对三星堆文化因素的深入认识，段渝、霍巍及湖北张正明、云南张增祺、湖北万全文、美国许倬云、香港饶宗颐等，分别指出了殷商时期古蜀文化与西亚文明具有某种联系。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古蜀文化的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青铜神树以及海贝、象牙等文化因素集结，不仅与中国文化异趣，而且在古代巴蜀也无其来源的蛛丝马迹，而这些文化因素却能在西亚近东文化中找到渊源。段渝还进一步研究了这种文化交流关系，提出了文化采借的看法。并从“支那”名称的由来以及西传的角度，讨论了先秦巴蜀与古印度的文化交流，认为公元前4世纪印度文献中说的“支那”，不论从史实还是音读考证，当为“成都”之称。对于中西交流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必须寻找更多的证据加以进一步实证，从而深化对古代巴蜀的开放与交流的认识〔156〕。何／从文字源流的角度分析了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与中国商代文字的异同，认为三星堆刻符与印度河文字有紧密联系，在中国原始文字符号传播到印度河地带时起了桥梁作用〔157〕。

    6．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提出的，用以指称中国丝绸西运罗马的交通道路，并用以泛称中西交通。长期以来，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由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出西域，至中亚，然后进抵罗马帝国的惟一的一条中西交流道路。不久以前，中外学术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确认丝绸之路还包括长城以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丝绸之路的外延得到了大大扩展。

    早在古代，《史记》就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但这些史料千百年来未受到认真对待。1960年代和70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158〕。童恩正也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159〕。日本学者藤泽义美〔160〕、港台学者桑秀云〔161〕、饶宗颐〔162〕、云南学者方国瑜〔163〕、陈茜〔164〕、张增祺〔165〕，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国内已出版多部专著，日本出版专著1部(中国重庆学者著)，论文集多部，论文达200余篇，电视系列片1部(川、滇两省合拍)，大型画册2 部，由四川的凉山州博物馆、成都博物馆和云南的曲靖文管所、瑞丽文管所等14个单位举办的大型文博展览10余次，召开“南方丝绸之路研讨会”2届。这些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166〕，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南丝路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167〕。

    7．巴蜀文字、巴蜀符号、巴蜀图语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川东船棺葬的发掘，人们发现出土青铜器、铜印章上不同于中原汉语言文字系统的大量符号。70年代，又在川东和川西平原发现了青铜器上的铭文。这就为巴蜀文字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契机。

    1950年代到70年代，学术界提出了“巴蜀符号”、“巴蜀图语”等概念，王家为此搜集的各类符号达300种以上。当时，一般认为这些语言符号是川东巴人的创造，仍持“蜀无文字”的看法。但蒙文通认为汉初成都地区文字发达，大文豪层出不穷，据此推断蜀人应有文字。
    1960年出版的《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认为，巴蜀文字有两类，一类是符号，一类似汉字而又非汉字。童恩正等于1976年发表文章，对后一类文字做了科学说明〔168〕。1 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169〕。王家、李复华1984年发表文章，认为巴蜀图语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母家西陵氏的文化〔170〕。这些论著，对巴蜀文字研究新高潮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1988年，钱玉趾发表《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首倡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的看法，并认为巴蜀文字与古彝文有关〔171〕。其后，又对这一看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证。这一新看法，引起了热烈讨论，魏学峰、刘志一等分别著文提出质疑，反对这种看法。

    古蜀没有文字的看法，已为许多近年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否定。林向著文披露了三星堆陶器上的刻划文字符号，三星堆发掘报告和成都十二桥遗址简报均发表了遗址中出土的刻划符号和文字资料〔172〕，这就促成了新成果的问世。段渝1991年发表论文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并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173〕。

    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尚不一致，但古代巴蜀确有文字，已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

    8．宗教和巫术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术界为古蜀文化恢宏的宗教场面所震惊，无不感到古老的蜀文化中宗教力量的巨大作用。这个问题在发掘简报中提了出来，认为古蜀宗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林向《蜀酒探原——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认为，古蜀盛行萨满文化，巫师以酒精性饮料处于麻醉状态，与天神相交接，据此主宰民意〔174〕。范小平认为，古蜀人奉行原始巫教，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像就是为原始巫教的祭祀活动服务的〔175〕。巴家云则否定图腾在古蜀文化中的地位，认为蜀文化早已超越图腾信仰阶段，奉行的是崇拜鬼神思想〔176〕。段渝认为，古蜀的宗教是一个有中心、分层次的体系，其主体是宗教神权，而不是图腾崇拜，而神权又是与王权紧密结合、合为一体的。古蜀神权政体通过控制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工具，使政治权力宗教化，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从而实现其统治〔177〕。刘弘认为，古蜀国统治下的诸民族信奉的是一种统一的宗教，至少各族的统治者在形式上皈依了这种宗教〔178〕。赵殿增对巴蜀“原始宗教”作了多方面研究〔179〕。看来，在研究巴蜀宗教与巫术这个问题上，有些理论问题还得首先解决，才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宗教、巫术及其社会功能提供正确的解决途径和方法论。

    9．巴蜀的哲学与学术

    蒙文通在《巴蜀史的问题》中，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巴蜀的词赋和哲学，认为战国时代蜀人的哲学受道家影响较大，蜀人臣君子远在韩非子以前已有著述，传于汉代，书在道家，可能是严君平学术的来源。并认为史籍所载秦相商鞅之师尸佼在蜀作《尸子》是可信的，尸佼的著作也是通过蜀人流传下来的。段渝认为，古蜀的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贯穿于诸方面，与儒家、法家均格格不入，与“神道设教”的墨家亦无共同之处，古蜀源远流长的方术神仙家传统使它成为道教土壤，最终发展成为汉末道教的重要起源地〔180〕。

    古蜀的史学，过去不曾有人提出研究。蒙文通曾讲到《山海经》中的《大荒经》作于蜀，认为“蜀王有其家史”，惜无详实论证。段渝提出古蜀的“史学之源”问题，认为古蜀人崇尚历史的传统可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山海经》中的一些篇章就是根据古蜀王的历史写成的，并对古蜀史材料在古蜀和中原地区的流传情况作了分析讨论〔181〕。

    由于书阙有间，要对古代巴蜀的哲学与学术进行深入研讨，确实困难重重。如果将来考古能够发现巴蜀文献，当可以充分研究这个问题。

    10．艺术

    巴蜀艺术多种多样，丰富而又充满神秘气息，很早就吸引着艺术家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80年代以前，学术界主要关心的是巴蜀青铜艺术，包括兵器、礼(容)器形制和花纹、图案，以及各种巴蜀图语。1986年三星堆发掘后，人们发现，古蜀艺术中的大型青铜雕像自成体系，与中原有别，普遍感到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的一大空白〔182〕。而黄金面具、金虎、金杖等，其造型艺术和制作工艺，在同时代的中国都处在领先地位，堪称商代中国黄金制品南方系统的杰出代表〔183〕。

    11．科学技术

    巴蜀科学丰富多彩，但大多数仅以实物形式被发现，几乎没有通过历史文献流传下来。学术界从青铜器制造技术、冶金术、建筑术、纺织术、制陶术、制玉术、酿造术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也从天文学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巴蜀科学评价甚高，尤其青铜合金、建筑、天文历算等几项，普遍认为水平很高，完全不亚于中原文化。

    例如青铜合金，古蜀很有特色，并且在使用某些元素如磷等方面，十分具有科学性，铜焊技术也早于中原数百年。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的地梁，也优于中原建筑。天文学方面，古蜀的天文星象术代表着中国天文学的南方系统，具有很高水平，还影响了汉代天文学。但比较而言，对巴蜀科学技术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

    12．巴人与土家族

    潘光旦于1955年著文指出，巴人是今天湘西北土家族的先民〔184〕。此论一出，各种反映蜂起，赞成者有之，怀疑者有之，补充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学问题大讨论。到目前为止，从主要学术观点看，多数人支持土家族出自古代巴人的论点，这样的论点在当代土家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生了重要作用。

    13．氐羌民族研究

    氐羌民族原居中国西部高原黄河上源地区，主要分布在甘青和川西北。1960年代中期，冯汉骥、林向、童恩正等认识到岷江上游文化与氐羌民族的南迁有关〔185〕。多数学者还认为，氐羌人是蜀人的先民之一，夏商时代南下成都平原。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合著的《羌族史》，是研究并总结氐羌历史的一部力著，这部著作于1984年出版，学界评价很高。杨铭的《氐族史》是又一部详细研究西北民族的力著，对川西北地区的民族研究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罗开玉《中国西南民族墓葬研究》一文，从考古学上研究了氐羌入蜀的年代和历史。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从多种角度探讨了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民族文化与历史，颇具学术价值。

    14．濮越民族与夷系研究

    四川古代除氐羌民族外，濮越民族是又一个大的民族系统。李绍明、蒙默、童恩正等对这个民族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般认为，川东地区以濮人为主，川西南地区的濮越人群团也纷繁复杂。对于濮人问题，蒙默撰《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独树一帜，认为属于古代西南的“夷系”〔186〕。但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文章页数第[1]页

页面功能【字体：大中小】[打印]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