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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成都古蜀文化的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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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是中国的历史名城之一　千百年来风云际会　沧海桑田　为这座古老的都市遗留下数不清的地下财富　也许在人们不经意地走过的某个地方　就有先民们沉睡的遗迹　被时光和土地掩埋的宝藏　除了人们熟悉的三星堆　金沙遗址之外　就在今天大成都这个地理范围之内　还有着许多古蜀文化的遗宝被考古学者发掘清理出土　见证着这个历史名城的悠长的文明史　
　　 新罗路十二桥遗址——古蜀先民的大型建筑
　　今天，当人们路过成都市区内的新罗路十二桥南侧附近时，大概很少会有人想到，就在你的脚下，埋藏着一处规模不小的远古建筑遗址，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桥遗址。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在这里进行基建时发现了这处遗址，当时发掘的现场十分壮观，曾经吸引了成都市民络绎不绝前往观看。

　　这处古代建筑遗址采用了巨大的独木加以搭建，独木分为地梁和立柱，上面都遗留有用工具加以砍、凿、锯、削的痕迹，加工精细。遗址中共出土了五根地梁，它的横截面呈方形，因为一端被压在现代建筑物之下，仅露出地面的部分便长达８．５米，可以由此推测当时它的长度可能达到或超过１０米。

　　在每一根地梁上面，都开凿有位置均等的方形或者圆形的孔洞，有的孔洞内还残存有立柱的残痕，这些孔洞当中方形孔大者长约７１厘米、宽３２厘米，圆形孔大者直径可达４０厘米，可以由此推测上面原有的木构建筑物规模是何等巨大，绝非一般的民居。此外，和这处大型建筑遗址配置的，还有一些小型的“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构造方式是在地面上先立柱，再在其上搭板建屋，类似的情况在临海靠河的现代民居中也还可以见到。

　　十二桥遗址的考古地层已经发掘出来的部分从上至下可以划分为１３层，其中最下的一层（即第１３层）为商代地层，表明商代这里已经是一处规模巨大的木构造建筑物，但遗憾的是由于地下水位太高，１３层以下的地层已经无法继续发掘清理，所以这处遗址最早可以早到何时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遗址发掘完毕后就地进行了回填保护，考古工作者在遗迹上面先细心地铺上一层层的细沙，最后再在上面回填泥土，今天我们在地表上已经看不见丝毫痕迹。但是完全可以期待，当将来文物保护条件成熟之时，这处古蜀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终将重见天日，成为历史名城成都一个最好的注脚。
　　 新繁水观音遗址——商代的早期巴蜀文化
　　新都的新繁原来是老成都的一个县，后来撤县划归到新都县成为一个镇。在镇西南不远处有一座小小的寺庙名叫“水观音”，附近一带也因此而得名。如同成都平原上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一样，最初在这里揭露出考古学的遗迹，也是由于当地农民挖土烧窑时发现的。

　　水观音遗址位于锦水河东岸台地，东西宽约１００米，南北长约３００米，１９５７年，当地的砖瓦厂在台地上取土时在地下挖掘出不少的陶器残片，文物部门闻讯后赶赴现场调查证实这应当是一处古蜀文化的遗址，当年的２—３月和１９５９年的４—７月，考古工作者两次在这里组织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在这处遗址中，分布着远古时代人们的遗址区与墓葬区，就在这块临河的平原台地上，古蜀先民们生于斯、葬于斯，遗留下来丰富的考古遗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烧制的陶器残片，经过发掘后的整理、拼对，可以观察到的器形有尖底钵，这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中一种颇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此外，陶器中还有豆形器、陶、陶罐、碗等，其中不少器形后来都在三星堆、十二桥遗址中出现过。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打制和磨制的石器，说明当时人们一方面已具有制陶工业，但另一方面仍然使用着比较粗糙的石器。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少的铜器，这是两件青铜的箭镞，虽然数量极少，但却标志着当时人们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

　　通过两次考古发掘，在遗址内先后清理发掘出８座墓葬，墓葬与墓葬之间都相隔不远，属于一个墓地。死者仰身直肢、双手交叉在胸前被埋葬在墓地当中。其中，编号为一号墓的一座墓葬引起了考古工作者们的注意：这座墓葬墓坑的边缘采用了三种不同形状的陶罐围成墓框，在死者的头部和上肢处放置有陶罐、青铜兵器、石器、兽牙等作为随葬品，这种奇特的埋藏方式在成都平原还是首次发现。

　　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推定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的陶器和三星堆遗址大同小异，从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一方面可以看到一些巴蜀文化的特点，但更多地则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从一号墓中出土的三件铜戈，和中原地区郑州二里岗商代墓葬出土的铜戈相似，在湖北黄陂矿水库工地也有相似的兵器出土。根据这些特点，水观音遗址的年代被推定为商代，可能稍晚于三星堆遗址；而墓葬打破了遗址的地层，应当晚于遗址，其年代被推定在商周之际。

　　水观音遗址发现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它是继广汉三星堆遗址之后在成都平原发现的又一处早期巴蜀文化时期的遗址。尽管它的面积不算大，但它的发现对于早期巴蜀文化分布与源流的探索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尤其是从遗址中出土的几座墓葬，更是从此揭开了古代蜀人埋藏习俗的神秘面纱，成为四川考古史上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考古发现，意义也十分深远。
　　 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商周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１９５９年的冬季，是一个寒冷的季节。正在修筑宝成铁路的几位筑路民工在彭县竹瓦街北约一公里处的五显庙前铁路南侧，挖出了一口大陶缸。人们拥上前来打开陶缸一看，无不惊奇地瞪大了两眼：里面整整齐齐地堆放着２１件青铜器。考古工作者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对出土地点进行了清理，发掘后的情况表明，这口大陶缸埋藏在地表下深约２米处，在陶缸的周围填充有大量的黄色泥沙，未经过任何的扰动，说明这口大陶缸事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才用特殊的方法埋入地下的，如果不是修路平整地基，大概很难将它从地底发掘出来。在陶缸内的２１件青铜兵器中，共计有容器８件、兵器１３件，保存情况都十分完好。根据出土情况，考古工作者将这处遗迹的性质定名为“铜器窖藏”。

　　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没有料想到，就在发现这处铜器窖藏的东南约２５米处，当地的村民竟然又在取土烧窑制砖时无意中挖出了另一口陶缸，里面也同样盛放着青铜器。这次发现的陶缸高约１．２米，和二十多年前挖出来的那口陶缸的形状、质地略有不同，但大小却相差无几，陶缸内计有铜容器４件、铜兵器１５件。它的性质，显然与前次发现的遗迹相同。

　　这样，两次出土的铜器窖藏中，共计出土了青铜容器１２件、青铜兵器２８件，合起来正好是４０件。考古工作者对这批青铜器进行细致的观察之后，发现它们无论在器形、纹饰上都有着相同的特征，应当大体上属于同一个时代。青铜容器的种类有、尊、觯等，它们的造型在商代和周代初期最为流行。

　　这批青铜容器在装饰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流行以羊头加上商周时期流行的兽面纹作为装饰。如其中一件带有羊头装饰的青铜大，在铜器的肩部塑造出立体的羊头饰对称双耳，在腹下另有一兽头形的的小耳，器盖呈半球形。还有的青铜也是以兽面纹样和羊头纹样相配搭，在器物的肩部、腹部浮铸出羊头纹样，而在器身上多装饰以立棱和立体的怪兽。还有一件青铜的纹饰是在兽面上饰以象纹，容器的双耳为长鼻形立体象头，双耳的中间也饰以立体的象头，造型十分奇异。在两件青铜觯的内底上，刻有极为简单的金文，字体也多流行在商及周初。铜器中的青铜兵器种类有戈、戟、钺等，其中多数都与巴蜀地区流行的式样有所不同，考古学者推测其多系外地传入四川。

　　彭县竹瓦街青铜窖藏的出土，给研究者们留下来许多可能永远也难以解开的谜团，例如它们的主人是谁？它们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埋藏起来？尽管学术界对此有种种的推测，但必竟留下来的证据十分有限，很难成为定说。现在惟一比较可靠的，是根据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上的这些特点，考古工作者将这两座窖藏下埋的年代初步定在周代。

　　从比较考古学的眼光来看，类似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这样的考古遗迹，过去曾经在湖南宁乡、黄材一带也有不少的发现，而且这些窖藏下埋的方式、出土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总体风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曾经推测，湖南的青铜文化有可能通过长江流域从长江中游传播影响到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两地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是否可以证明它们曾经流行过某些共同的特殊习俗，是值得加以考虑的。

　　另外，从彭县竹瓦街窖藏中出土的兽面纹饰羊头加耳铜，竟然在形制和纹饰、大小上都与１９７３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一件商周时期的铜基本相似，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将它们作为从我国东北到西南地区曾在远古时期存在过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典型例证也加以论述过。因此，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史意义上而论，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的后面，还很可能隐藏着今天我们已经难以知晓的许多历史故事，为巴蜀文化带来了更为神秘的因素。
　　 新都战国木椁大墓——先秦“巴蜀图语”之谜
　　新都是成都平原上的一颗明珠，其宝光寺和桂湖的赫然名声早已扬名天下。但是却鲜有人知在新都曾出土过一座古蜀时代大墓——新都战国木椁墓。这座木椁大墓发现于１９８０年３月，同年５月发掘清理完毕。墓葬的结构是一座带有斜坡墓道、平面形状呈梯形的土坑墓，在墓内四壁全用楠木垒砌，考古学上把这类形制的墓葬称之为“直下式竖穴土坑木椁墓”。

　　这座大墓的发现过程颇富传奇色彩，当这座墓葬被发现时，已经早年被盗，用粗大的楠木垒成的椁室内堆满了黑色的淤泥，墓内几乎空无一物。考古工作者们用小小的手铲细心地清理，从厚厚的淤土中清理出来木椁的轮廓，发现它的结构模仿生人的居室，设有头箱、边箱、脚箱，象征着生人居室中不同的房间布局，在不同的位置原先都放置有不同的用具，只是由于后来被盗，仅仅只在头箱和南边箱中清理出铜箭镞、铜弩机和残漆木弓等兵器；从南北边箱中清理出一些兽类的残骨；在脚箱中清理出大量漆器的残片。椁室内套有棺室，从棺室内发现有完整的漆耳杯、青铜印章和带钩，棺室外发现有大量的料珠等装饰品。这些出土器物虽然都已是被盗后残存之物，但仍然可以从中推想死者当时随葬器物的丰厚程度。

　　就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当木椁内的淤土被全部清除之后，在木椁的底部露出了一个积满清水的方形

　　土坑，刚开始土坑上面因为也铺放有木板，所以连盗墓贼也很可能误认为到了木椁的底部，所以才没有继续向下盗掘，使得土坑内的文物得以幸存。这种设置在木椁底部靠近死者腰部的土坑，在考古学上称之为“腰坑”，这是先秦时期墓葬制度中颇为流行的一种墓内结构。

　　揭开腰坑上面木板的那一天，坑内的情形让考古工作者们激动不已，在这个东西长约１．８米、南北宽约１．５米、深约１米左右的方形土坑内，零乱地堆放着大量青铜器，许多器物都是成组出现，或者每两件为一组，或者每五件成一组。这些器物出土时完好如新，甚至连青铜兵器的刀锋都还十分锋利。

　　根据最后的统计，从这个腰坑内出土铜器的总数为１８８件，器物种类有敦、豆、盘、鉴、甑、鼎等容器，还有编钟这样的乐器，更多的则是戈、矛、刀、剑这样的青铜兵器。青铜器中出土的一组手锯十分引人注目，它的锯片为长方形，锯身为楠木板制成，一端为锯握，中部凿有和锯片等长的凹槽，锯片平置在凹槽之内，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手锯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都发现的这座木椁大墓，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为探索古蜀文化之谜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例如，墓葬在椁室四周都铺有大量的青膏泥（俗称为青鳝泥），这种习俗过去在秦人、巴人、楚人的墓葬中都有所发现。墓内出土的青铜印章完全是巴蜀式的，上面铸出一组被称为“巴蜀图语”的图案，许多青铜兵器上也有与之完全相同的符号。但在腰坑内出土的一组青铜鼎上，却又出现有用当时楚地字体刻出的“邵之食鼎”四字铭文。所以，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推测，有的认为其可能是当时的蜀王，也有的认为是来自荆楚一带的“开明氏”，这些意见，都还难以成为最后的定论，不过却对深入探索古蜀文化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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